2013年8月12日星期一

法治人治說因果

傅高義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以「被轉變了的中國」作結,評說當代社會五大變遷,既見歷史成因,亦論及傳主個人作用,具甚高識見。當代中國五大變化是從亞洲文明之中心變成世界二百多國之一員、領導班子治國、現代績效制、開放的全國性城市社會,以及狂亂的東方。此五端讀通讀透,讀者便讀通中國,非一生治漢學如傅高義者不能臻此。更難能可貴的是作中美比較,於第二及第五點獲深入的了解。

當今世界,美國的法治和中國的人治,均屬典範。它們不是偶然的選擇,而是各有歷史成因。美國立國先驅面對的中心問題是過度集中權力的危害,尤其這權力中心是遠在大西洋彼岸宗主國的缺席統治,殖民地人民備受不恤民情之濫權,故以三權分立防止權力之再集中。中國的統治者,無論是毛澤東、鄧小平或以前君主,面對的問題剛好相反,是如何在分裂、混亂、各自為政,甚至割據自立的局勢中統一領導。美國是先有獨立的各州政府,然後才有聯邦政府,中國則有相反的歷史循環,地方割據各自為政為亂,中央委派官員指揮地方統一管理為治。

但鄧也有自出機杼,與毛不同的統治特色:他不像毛之要求全國鐵板一塊,而是給予地方極高程度的獨立。地方之領導班子選出後為中央任命,然後只要完成高速經濟發展之任務,就可享有相當自主權。這令鄧的中國人治色彩更為明顯,好處是各地幹部能夠因地制宜,深挖本地資源貢獻給現代化事業。這也倍加突出人治的缺點諸如濫權、貪腐等,種種為目的不擇手段之毛病。



劉創楚 乘風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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