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被尘封的讨论，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上海学者也鲜有详细记忆了。
1988年9月，美国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复旦大学在上海合办了一个研讨会，主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前景与问题”。时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的浦山和“货币主义”理论创始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都参加了这个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还聚集了一些中外知名大家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张五常、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唐·拉伏伊（Don Lavoie）、美国政治科学家阿尔文·拉布什卡（Alvin Rabushka）、加图研究所的詹姆斯·杜恩（James Dorn）、时任香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于渐（Richard Y. C. Wong）等。他们的演讲和评论，后来整理刊发在1989年的《加图期刊》（Cato Journal）冬季版上。
从《加图期刊》刊登的文稿可以看出，当年的研讨会上，这些学者都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出发，对中国改革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学者之间也有深度的互动。他们讨论的话题，既涉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也涉及私有化与产权、东亚四小龙经济的成功之道等等。
虽然这些学者的观点提出是在20多年前，有些在当年很新颖的看法，或许现在人们已经视为当然，比如市场分配资源；有些当年提出的改革已经完成，比如价格改革。不过，他们提出的有些观点，仍能继续引起人们讨论的兴趣，比如产权和私有化问题。
现在，只能沿着文本的痕迹中重现那次辩论。
弗里德曼的发言
“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
弗里德曼的演讲题目是《运用市场促进社会发展》（Using the market for social development）。他用一个故事开头，讲到不同经济制度下生活的人，彼此的了解存在很深的隔阂。他和妻子此前与一个中国政府部门的副部长共进午餐，这个即将赴美考察经济的官员向他问了上面这个问题。显然，这个问题让弗里德曼夫妇大吃一惊。
弗里德曼在演讲中说，任何一位美国居民即使是对经济学所知甚少，恐怕也不会提这样的问题，而对于当时处于中央计划经济下的这位官员来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自然而然的。弗里德曼用这个官员感到难以理解的一些词汇解释了一通美国没有人“负责物资分配”，他在演讲中幽默地讲“让他理解市场将各种用途的很多材料分配给成千上万的人，如一个广告可能说的，不用行政手段，是几乎不可想象的”。
弗里德曼在演讲中讲解了市场替代中央计划经济时会产生的问题。他的演讲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局部还是全部地取消控制（取消监管或者说私有化）；第二个问题：渐进地取消控制还是立即取消控制；第三个问题：克服政治上的阻碍，或者用更技术性的词汇，克服短路寻租（short-circuiting rent seeking）。
弗里德曼认为，当时，中国农业的私有化极大推动了农业产出和生产效率，但也造成一个问题——中国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而大部分工业仍旧是指令性经济。加速中国转型的方式是继续快速、尽可能广泛地私有化，这样私人企业在各地会迅速成长，并吸收劳动力。
他也说到，讲“最好是完全私有化”很容易，但是在很多有趣且重要的案例中，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这些情形下，弗里德曼认为继续私有化的可行方法是，根据体现在价格和货币理论的一般经济原则，具体分析每个案例。
至于改革应该是在什么时候是渐进的；什么时候又是彻底的、立刻的呢？弗里德曼提到，“对价格的直接控制——无论是笼统的，还是具体的，比如对租金、汇率的控制——几乎最好就是立刻终止”。他引用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一夜之间完全终结汇率控制的例子，认为那是恰当的。在弗里德曼看来，“逐渐的调整只能是延长控制带来的伤害，并且会让局内人获得不当利益。将价格维持在市场水平之下的企图所造成短缺、排队和其他扭曲现象，会继续下去，虽然可能会减轻。同时，渐进主义会引起人们关于形势逆转的猜测，会助长反对者寻求逆转”。
在演讲的后半部分，弗里德曼则集中阐明他对拓宽市场角色时如何克服政治障碍的看法。他坦言，危险不仅仅在于这些障碍会阻碍自由市场的尝试，同样也在于，克服政治障碍会损害解绑市场的好处。面临的挑战就是找到克服障碍却不会有这些负面影响的方法。弗里德曼建议中国从西方国家的私有化学习经验，尤其是英国的私有化。
说到改变现状，弗里德曼坚持，战胜既得利益者，挫败寻租行为，几乎适用于每个改变政府政策的尝试。他说，“不应该只是部分私有化或者部分减少控制就妥协，那样只会让核心的坚定反对者寻找机会逆转改变，这种逆转经常得逞。”
弗里德曼总结道：“私有化指令经济的方法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没有一个魔法程式可以毫无痛苦地从指令性经济转向一个自主交易的经济。然而，潜在的回报太多，如果转型能够成功，转型的成本就显得不足一提。”
浦山的点评
就弗里德曼的演讲，浦山做了一个题为“计划和市场”的点评。浦山先是回顾历史文献中关于“基于公共产权的社会主义体系能否有效组织经济活动”这个问题的争议。
如浦山所讲，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体系与市场机制是不相容的，因而不能合理地分配资源、组织经济活动。不过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阿巴·勒纳（Abba Lerner）证明，理论上，社会主义体系也可以利用市场原则，尽管他们的论点有时候被贴上“玩竞争的游戏”的标签，不过理论上这个问题解决了。
另一种观点是，虽然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但是公共企业缺乏观察市场规则的动力，也不会对市场压力做出高效反应。哈耶克一直持有此观点，浦山认为弗里德曼的观点也属于这一派。浦山补充道，“因为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利用市场上有完全成功的经验，所以这个现实问题还没有解决。”
浦山阐述了他对当时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理解，浦山所理解的中国经济改革方向并非弗里德曼所称的“自由私人市场”，而是朝着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任务是让市场机制扮演积极角色，指令性计划应该被“指导性计划”替代，国家定价的范围要减少，市场定价的范围要扩大，即使是指令性计划和国家定价也应该考虑市场反应和价值规律。总体的目标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对于产权问题，浦山提到中国此前过度强调国有产权，忽略了集体产权，尤其是忽略了私人产权的必要补充角色。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保持公共产权这一基础的同时，积极发展集体和私人经济。中国并不准备广泛私有化国有企业，在这些国有企业中，也将有产权和管理的分开，通过如管理合同体系的方式，管理者的利益会和企业的经济效益、利润和损失挂钩。那时中国试行的股份所有制，目的就是让国有企业更灵敏地应对市场调整。
对于弗里德曼所提到的，中国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的问题，浦山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中，农村和城镇企业在吸收剩余农业人口上作用显著。在这次会议之前几年，农村和城镇企业每年吸收的人口，几乎增加到每年一千万，而这些企业主要是乡镇建立的集体企业。在1987年，乡镇企业的工人数量达到了0.88亿，它们的产出也占到整个国家工业产出的四分之一。不像许多在19、20世纪经历了大规模农民破产这一痛苦过程的其他国家，中国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工业转移的过程，是在农村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中进行的。
因此，浦山提出，并没有充分的实证证据表明，基于中国式公共产权的计划商品经济就一定要逊色于基于“自由私人市场”的经济。
另外，对于弗里德曼就改革的程度和速度的一些观点，浦山也发表了不同意见。浦山认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上世纪80年代采取的逐步实施改革方案，避免了在改革中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也避免了经济的严重波动。另外，通过持续证明经济改革的实际利益，渐进主义者的方法减少了改革的阻力。虽然说，这种方法也造成新旧系统共存的情况，也造成了很多新问题，比如，当时，同一样产品有很多种不同价格，这个弊端很严重。
“价格改革涉及整个经济结构，并不能在‘部分或全部’、‘渐进或立刻’中做简单选择。需要综合、协调的方案，而且实施这个方案的步骤和速度也得将各个领域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考虑在内。”
关于政治改革的问题，浦山指出，深化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涉及调整经济权利和利益，因此会遇到政治抵抗和阻碍，这也是为什么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要进行政治改革。成功的经济改革依赖社会民主的进化和发展，而非辨认潜在的反对者，削减他们的交易。他说，“从长远看，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同时，社会成员的思想和道德标准也应提高，从而逐渐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张五常等人的交锋
弗里德曼的演讲和浦山的点评，主要讨论了市场在中国改革中的角色，而研讨会上的其他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探讨了他们对中国改革的建议。
张五常在他的演讲《私有化VS 特殊利益：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中，表达了他对当时中国私有化和产权问题的看法，他说，虽然通过合同形成的私有产权在激烈竞争的领域发展相对顺利，可是在垄断的那些领域则失败了。中国是时候考虑用行政方法创造私有产权，中国可能会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则：卖掉那些能够出售的国有资源。
张五常直言：“这是创造私有产权最直接的方式，而且售价和支付方式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初分配和定义产权的销售中，不一定要用到市场价格，取得的收入可被用作补偿那些在改变中遭受损失的个人以及投资基础设施（或者更好的，贷款给私人部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个坚定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基础的司法体系。
詹姆斯·杜恩就张五常的文章写了一篇点评文章《中国经济生活的去政治化》。杜恩进一步提出，中国面临的困惑和那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就是怎样将经济从政治中隔离开来。杜恩强调，中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缺乏明确的边界，导致特权阶层有权力控制经济杠杆，并且，这些权力不愿将经济从政治中隔离出来，正是中国的难题核心。杜恩建议采纳张五常所提出的总体方案，即通过彻底的制度改变——私有化国有企业、打断国有垄断，只有这样才能遣散既得利益者，建立内部一致的价格体系，引导资源达到最优使用。
时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的阿尔文·拉布什卡则是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角度分析，试图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他的演讲题为《香港的自由市场宪法：给中国的一个蓝图》，主要从香港的经验中提炼出一些他认为的经济成功的必备政策，比如完好的法律体系来保护经济和个人的自由，保持价格竞争体制，保持有助于储蓄和投资的税收制度等。
对拉布什卡的演讲点评的是王于渐。他主张在考虑亚太经济中的自由和改革时，政治体制在决定经济政策中的作用要进一步研究。为什么有些国家采取“自由市场机制”而有些不采取呢？他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研究政治体制中更为根本的问题。不过，王于渐对这个问题也存在困惑，他说“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我也不能断定亚太国家的经验是否在这一方面给予了我们明显的启示”。
唐·拉伏伊（Don Lavoie）所做的演讲叫做《经济无序，还是自发有序——新科学观对政治经济的意义》。拉伏伊在演讲中赞同社会主义人性化的回归，并阐释了为何他认为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个经典批判和科学新视角存在一致性，对社会主义的陈旧观点从属于旧科学观念。这些批评暗示世界上的所有政府，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试图由中央控制它们经济的行为最终都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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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伏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改革的批评者说这种从新科学观借鉴的企图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科学至上主义”，他们告诫说南斯拉夫、匈牙利的改革带来一系列问题如通胀和失业，他们还说解放价格体系必然会说明社会主义有和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样的缺点。拉伏伊认为，这些批判都没有欣赏到一般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中出现的新的综合，选择支持科学还是支持人性是一个伪命题，实际上可以在科学性的同时人性化。同样，选择社会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也是伪命题，并不存在说，当解放价格管制时，一定会存在通胀和失业。还有第三个选择，就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最小化政府角色，让竞争市场的自发力量产生社会和经济秩序。
对拉伏伊演讲的评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新科学观对于中国改革的启示，另一个是用新科学观看中国10年的改革。
总的来说，在那次加图复旦研讨会上，国外的经济学家往往从西方理论的角度看中国的改革，而国内的经济学家则更倾向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2003年，浦山逝世。他的美国朋友、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R.克莱因(Lawrence R.Klein) 在纪念文章中重提这次辩论。他说，“在浦山做出上述评价的10年之后，看到中国在90年代的经济形势，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国家无不对中国取得的进步感到惊奇，他们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试图解释中国的成就。我给他们的忠告是，好好读一读浦山的经济分析，密切结合不断演变的中国制度，这个制度变化的方向，与浦山多年前所指出的非常接近。”■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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