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ckCY

辛翠時 細說新事

梁振英果然能言善辯，把二○○二年西九填海概念設計比賽事件的利益衝突問題，推得一乾二淨，並暗示特區政府偏幫唐英年，故意打壓他。可惜的是，正如李慧玲在專欄所云：梁振英是聖人，永不犯錯？過往在八萬五問題上，他說是彭定康、黃星華的計畫，與他無關；「扶貧愈扶愈貧」是唐英年的錯。他坐在行政會議十二年，完全沾不上關係，特區政府這麼多年來把香港整得糟透了，是曾蔭權的事，與行政會議召集人無關，西九設計比賽的評審責任問題，是秘書處的錯，與他作為評審委員無關。

那麼他多年來坐在行政會議幹甚麼？開會時只聆聽，不發言，不出主意？還是甘心做橡皮圖章，凡曾蔭權說的，他都贊成？香港的小憲法說明三權分立，行政、司法、立法各司其職，行政不止是官僚架構，最高行政機關是特首會同行政會議，若行政會議召集人不能對施政發表意見，或全無行政影響力，梁振英豈非浪費納稅人和他本人的寶貴光陰？過往的鄧蓮如和鍾士元豈是這副德性？

凡事不負責任，樣樣事不關己，梁振英表現出來的滑不留手身段，英文稱為Slicker，含有貶意，香港俗語有「講就天下無敵」，他是否「做就有心無力」呢？練乙錚教授說梁振英是沒有開過車而非常善於指點東西的「教車師傅」，是根據他在中央改策組工作的經驗而來的結論。梁振英無可否認是一位遠比唐英年口舌便給而性好辯的人物，為自己辯護是他的本能反應，哪管得申報利益是評審員的個人要求。

編劇的五個階段

文雋 我的遊樂場

內地編劇余飛在他的微博上談論編劇，認為這個職業可分五個階段，分析得頗為精闢。第一個階段，叫奴才期，找個好老師、好項目當學徒，錢名無要求。這使我想起自己初出道時遇上麥當雄、梁立人、江龍等前輩，在他們身上確學到不少。第二階段叫合作期：有作品但不成熟，無法獨立完成，只可與高人合作完成。當年第一個電影劇本是和阿旦鄭丹瑞合編的《喝采》，其實影片在拍攝中，監製陳欣健和當年副導演高志森都幫了不少忙，我是知道的！這段合作期，我還榮幸地曾與邱剛健合編了《夢中人》和《群鶯亂舞》，獲益良多！

第三個階段是獨立期，已掌握套路，找到好題材獨立完成，重要！這段獨立期於我而言也是迷惘期，走了很多冤枉路，曾作N種嘗試，有得有失。第四個階段是成熟期，完成播出十部不同類型作品，並定出主攻方向。自問直到寫《古惑仔》系列劇本時才開竅，我常笑稱，在這之前，縱使手上有許多劇本的定單，但最主要「諗計」還是如何拖延交劇本，但這情況現在已不可能發生了，寫劇本，如今已不覺得是吃力的事。

最後一個階段叫孤獨期，不求量只求精，自己把關出手必精品，經濟無憂，有望年入千萬元。余飛說的大概是王朔、劉恒、嚴歌苓這類大師級人馬。在香港，亦似乎找不到這階段的高人。孤獨期是很寂寞的，雖然寫劇本本來就應該是寂寞又孤獨的事，但我情願永遠留在成熟期，於願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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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之落花三人組

康子 靈氣逼人

花開花落，本是平常事，屬大自然現象之一種，不必多作傷感。但是早春時分，好花初綻，旋即墜落，則絕不尋常，除了耐人尋味之外，亦覺得特別可惜

回頭望我們的成長期，在那些青朦朧的歲月，一起同行的少男少女，總有些沒頭沒尾，忽然夭折的故事。

幾乎已經遺忘了，只有在過年期間，難得清閒的那幾天，在家中煲劇，重溫一九八一年的英國經典《故園風雨後》(《BridesheadRevisited》)。

當中有一個角色，是沒落的貴族子弟薩巴斯坦(Sebastian)，在牛津唸書時，仍乘馬車、抱玩具熊，午餐時還要喝香檳，風流倜儻，任性任情，驕縱輕狂到那個地步，終於被趕出校，往後是不能制止的淪落。這個人物並不完美，但是好看到不得了，像一個誤墮凡塵的天使，總令觀眾牽腸掛肚：後來呢？後來，他可還有機會出場？可還有機會重新振作？

沒有。薩巴斯坦並沒有機會活下去，在任何時代，任性的生活方式只會引致墮落，終至滅亡，儘管你是美少年也不例外。於是聯想起中學時期，小美、阿錦與阿雄的落花三人組。

好像是十四、五歲的年紀，從中二升中三，校內出現了這三個風頭人物：品學兼優，同是領袖生，所有老師的寵兒，還精通音樂，經常在重要活動一起表演，小美唱英文歌，兩個男生彈結他合奏。

難得又長相漂亮，阿雄是籃球健將，劍眉星目，性情較內斂；阿錦白皙斯文，言談風趣；小美經常臉紅紅，一頭蓬鬆長髮，未語先笑，充滿活力，你很容易就會喜歡他們。

三人一起上課、一起練歌、一起聊天，早已是校園風景的一部分，沒有人覺得不妥。然後是中三升中四，放完一個暑假回來，忽然，三個美少男少女不見了。

那些年，香港還流行移民，許多同學以為他們轉校去了，後來逐漸傳出，小美竟然已吊頸自殺，還有人加鹽加醋，說她死時懷了身孕。至於兩個男生，下落不明，幾年後，筆者終於有機會遇上阿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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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巧合

劉創楚 乘風遊

加拿大卑詩省台灣商會會長曾耀華最近寫文章，論歐洲和日本同為貨幣升值所害，其中的巧合不易想得到：一是幣值倍升便足以將經濟泡沫吹大。日圓是一九八五年西方工業國財長於紐約廣場會議協議升值，當時一美元約兌二百五十日圓，到一九八七年底，日圓漲至一百二十二日圓兌一美元，漲幅超過一倍。從此日本泡沫出現：東京一座皇宮地皮足以買起加州，而一九八九年底日本股市總值相等全球股市總值四成半。同樣歷史在歐洲重演：二○○○年一歐羅等於八十二個多美仙，二○○八年一歐羅兌一點五九九美元，而幣值漲一倍也引致各成員國形成泡沫。二是泡沫均於幣值倍升後三年爆破：日本於一九九○年出現股災，歐洲二○一一年出現債務危機。最後是經濟恢復元氣需時，日本一蹶不振已二十年，歐洲減債亦需時甚長，不是一時三刻便可以消弭危機的。

但更值得思索的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上述歷史會不會再一次重演？曾先生關心的是中國。自從人民幣於二○○五年七月開啟升值歷程，至今已從一美元兌八點二八升至六點三，總共升值兩成三有多。這和日本三年升一倍以及歐羅八年倍升，當然不可同日而語。很明顯，中國是吸收了日圓的升值經驗，而頂壓力邁小步升值的。但見過日本和歐洲的升值泡沫之後，有朝一日出現四元人民幣換一美元時，投資者應該知道怎樣做了。

貨幣升值是否一定滋生泡沫？似乎台幣升值又若無其事。但論經濟規模，中國的決策人只看日、歐經驗行事，也是應有之義。

情人節檔大戰

文雋 我的遊樂場

情人節已成為賀歲檔、暑假檔、國慶檔之後，內地影市最重要的其中一個檔期。過去，經常有些命題的愛情片在此時爆冷，像去年李亞鵬、徐靜蕾合演的《將愛》，就狂收二億人民幣。今年，因為春節提早三星期，情人節檔就完全獨立地產生她的效應，幾部都有來頭的愛情大片紛紛上陣，包括杜琪的《高海拔之戀郖》，還有孫周導演的《我願意》(孫曾拍過《周漁的火車》以及《秋喜》)，及來頭最大的《愛LOVE》。

說《愛LOVE》來頭大，因為和《我願意》的李冰冰、孫紅雷及段奕宏相比，舒淇、趙薇、阮經天、趙又廷、彭于晏，這批美女帥哥似乎更具人氣，而導演是鈕承澤。《艋舺》表現其陽剛蠱惑的一面，拍《愛LOVE》，似乎在挑戰浪漫時尚愛情的一面。如果成功，就證明了豆導的文武全才，可比他的師傅侯孝賢更厲害，更有市場頭腦了。

《愛LOVE》選擇在二月十四正日才開畫，避開了首周末《地心探險記2》和《職業特工隊4》的威力，應是聰明選擇，發行此片的，乃二○一一年頗為失意的華誼兄弟，他們也寄望這部片能帶來「開門紅」！其實還有一部應節愛情片值得推薦，而且不必跑到戲院買票。此片來頭也猛，導演就是拍了《鋼的琴》的張猛，演員有黃海波和譚卓，片名叫《山上有棵聖誕樹》，屬微電影，大家可上網在《新浪》就看到。《山》片述小混混黃海波為人粗魯野蠻，但其實內心有柔情的一小塊，那是他少年時上山見過的一棵聖誕樹，然後女主角譚卓(《春風沉醉的晚上》)出現在他生命裏……

自制

康子 靈氣逼人

你自己可以管得住自己嗎？許多人不可以。

簡單如減肥，少吃即瘦，但是偏偏忍不到口，完全是自制力的問題。

天香樓韓老闆說：「好東西不可以常吃。」也是一種自制，不是吃不下，不是吃不起，而是做人不可以放縱，最忌將任性變成習慣。

最近一位女性朋友離婚，遭結婚二十年的丈夫拋棄，先別說誰是誰非，她每遇見熟人，即數臭前夫，強逼對方收聽，起碼一小時，情緒失控，經已失去自制能力

做人自制困難，任性反而容易，我喜歡甚麼就做甚麼，最緊要開心，你管得？可惜很不幸，隨時間過去，我們要學習自制，向高難度挑戰。

為甚麼？因為小孩子喊肚餓，哇哇大哭，其他人會同情他。但是當你年過三十歲，肚餓時竟然還不懂得覓食，其他人只會當你是乞兒。

同樣道理，十七歲美少女遭男友拋棄，她哭訴起來，人神共憤，還可以成為愛情小說的淒美題材。

但是四十多歲的失婚師奶？看她面容扭曲、聲嘶力竭地詛咒前夫「衰佬」？走為上，不客氣說一句：「林青霞也冇面畀。」

如果你是這位師奶的朋友，如果你是真心為她好，真的要勸她死忍。丈夫變心已經夠慘了，中年離婚更慘，剩下自己一個人，別要連最後的一點尊嚴亦輸掉。

當你有自制力，其他人才會尊敬你、才會跟你平等交往，這是出來做事，待人接物的最基本條件。

要是你失去管理自己的能力，放縱吃喝玩樂、肆意侮辱打罵，連一點責任也不肯負上，試問還有誰敢跟你接觸？

在紫微斗數之中，看一個人的自制能力，在於「化權」，具有穩定、克制、約束的作用。

對於一些本質浮誇、活躍，又鋒芒過露的主星，像「天機」、「巨門」、「太陽」等等，遇上「化權」，反而有沉穩收斂的作用。至於天生任性盡情的「貪狼」，亦因此較平衡中正，或許生活沒有那麼過癮好玩，卻比較隨和融洽，在當今太平盛世，長遠而言，有益而無害。

二十一世紀人口

劉創楚 乘風遊

前幾天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出來講人口，內容顯示出這位「國父」的政治敏感度，一點也不因上了年歲而減退。他指出該國生育率持續降低，必減少華人作為大族的比例，而在此形勢所逼，新加坡不得不增加華裔新移民。人口之重要，必須看五十年至一百年，李就是那麼高瞻遠矚。

不作政治家，只是一介平民的我們，人口現象也同樣既有趣又有益，是不妨一知的通識。二十一世紀在人口學上發生最大件事，就是這一百年中，有某一天全球人口停止增長，那一天是三百多年來人口首次轉勢，這一天我們看不到，所以我們不妨看第二大件事：中國人口見頂，然後直下降。兩者都是我們身邊大事，即是「打埋身」的現象：前者在十年後的某一天就會出現，而後者在前者出現後，數十年間影響一年比一年大。內地前年普查，發現人口年增降至接近六百萬，令當前中國人口在十三點五億左右。這在十餘年內就見頂，屆時內地人口略低於十四億。之後的八十年是中國人口的漫長縮減期，由十四億減少三分之一，降至九億四千一百萬。中國是二十一世紀人口減幅(無論是絕對值還是比例)最大的大國。

但中國不是人口見頂最早大國。最早是俄國，於十六年前見頂，當時有億半人口。它十多年來已減少六百萬，至本世紀末，將只剩一億一千萬。德國及日本人口都已見頂，但它們今後減幅均無中國大。大國之中也有人口不減反增的：印度人口未來會增兩成三，至十五點五億才見頂，美國則到二一○○年會大增五成，至四億八千萬人。二十一世紀人口最重要事實將會是：人口是最珍貴的資產。

特別的二月份

文雋 我的遊樂場

二○一二年的二月份，有兩個內地媒體特別重視的紀念日子，一個是四十年前的尼克遜訪華，從此開啟了中美關係新篇章，也是中國共產黨擺脫閉門鎖國外交政策的一個拐彎點。電視台做特輯，記述周恩來如何接待美方人員、釣魚台設國宴、遊長城，全都小心翼翼，一方面防備，一方面謹慎，不欲出差錯。當年在場人士回憶，美國訪問團，連蒸餾水都自己帶來，怕中毒，更仔細檢查所住房間，認為都有竊聽器、錄像監視，其實當時的內地政府均沒有這方面的資源和能力！每一晚，尼克遜還是選擇在賓館外的露天地點和基辛格交談開會，怕被偷聽，兩國完全是互不信任。

至於另一個日子，乃二十年前的二月十八日開始，鄧小平南下武漢、深圳一帶視察，發表了所謂南巡講話。那是離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才兩年半的時間，國家的走向仍在徘徊，南巡講話一錘定音，決定經濟改革開放的軌，要不然，也不會發展到今天的繁榮富強！

一九九二年時我拍了一部合拍片，叫《大路》，內地上映則叫《狹路英豪》，內容講述姜文飾演的公安跑到內蒙古草原，抓捕一名香港商人萬梓良，然後把他押送到深圳審訊。最後一場戲，終於被證無辜的萬梓良和姜文從深圳法院走出來，言歸於好，前面馬路，剛好一隊黑色轎車隊駛過，當時我讓姜文講的對白是：「這不就是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車隊嗎？」結果，影片在製片廠內部審查時就被斃掉，領導說：「不可開這種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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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雋

讀者眼睛雪亮

劉創楚 乘風遊

近周的美國出版界有一個新現象，就是勵志大師高飛的成名作《高效人士的七大習慣》(StephenR.Covey《The7 Habits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突然鹹魚番生，打入暢銷書榜的第三位。已經許多個星期最賣得是哥連思女士(SuzanneCollins)的幾本小說。她的冠軍小說《飢餓遊戲》每賣一百本的話，高飛的《七大習慣》便賣出三十多本，但後者已是二十多年前的舊作了，為甚麼能再度以一天銷出幾萬本的速度去書呢？原來新推的是電子版。照去書勢頭，新讀者人數或比過去二十多年的購書總數還要多，這或大出高飛意料之外。

為甚麼我會估計作者的反應是悲喜交集呢？原來自從《七大習慣》成名後，高飛推出的兩大新作(先是《第八習慣》，最近是《第三途徑》)都不能大銷，甚至不如《七大習慣》的衍生產品。兩本新著均是用心之作，但要找出打不入暢銷書榜的原因，我的判斷是「陳義過高」。在大師的作品中，左稱右稱仍覺是《七個習慣》最是實用，即是可以幫到讀者成為一個有效的人。

我在這裏寫過七大高效習慣已多次，但仍要再讚Proactive這個習慣，尤其是《韋氏字典》第二解釋：「預期將來之問題，需要及轉變而付之行動」。要害在於將此預期變成習慣，因而超越往績之麻痹和當前事務的糾纏，將今天的行動聯繫到未來，也許把時間分割出一塊去讓自己Proa ctive是可行的一法，例如每年定出一兩天去從事預期。

好東西不可以常吃

康子 靈氣逼人

再上天香樓，從筲箕灣的報館，往尖沙嘴柯士甸路，傍晚六時出發，足足花了一小時車程。以前在九龍灣上班，反而經常去，近年公司搬往港島東，山長水遠，逐漸就生疏了。今次專程帶兩位同事，俱是八、九十後的年輕人去見識。對於天香樓，他們是久仰大名，但是在網上的討論區，又看到大量劣評，出於好奇，而且不必出錢的情況下，於是約成這頓晚飯。

許久沒去了，最懷念的竟是那些老夥計。新人來，舊人去，慶幸小寧波仍健在，當年是他教筆者拆蟹粉，所以每當說起吃大閘蟹，總是很榮幸地自稱「天香派」，是天香樓的嫡系傳人。

第一次來天香樓，原是蔡瀾請，那是香港最繁華昌盛的年代。在一個炎夏的中午，日本「國民美少女」後藤久美子來香港，蔡生最喜歡在天香樓，擺下超豪宴唬日本人，那頓飯吃得久美子等全員傾倒，亦引領筆者從此進入飲食的嶄新境界。

當年蔡瀾請筆者，現在筆者請年輕人，似乎每一代的名人，都樂於到天香樓接受洗禮。像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金庸，七十年代的《東方日報》，九十年代的黎智英，即使是當晚隨意到訪，竟也遇上陳振聰與一家大小。

當然還有永遠支持的上海幫與日本幫，春夏秋冬，每晚起碼佔兩桌。

這裏的名菜許多人寫過了，不贅。值得一記是其文化氣息，老牌匾年深日遠，有種歲月薰染的玄檀色，「天香樓」三字出自「蜀居大千」手筆，即是民國時期大畫家張大千。

還有前輩命理學家董慕節的字，好像還有一幅吳昌碩的水仙，不及細看，與現在當家的韓小姐及老夥計說近況，提及去年十一月中逝世的韓老闆，不禁傷感。

韓桐椿老先生是斯文人，雖然是開菜館，一家人卻瘦瘦削削，言行溫厚。筆者年輕時，曾經飲食肆意放縱，經常上天香樓，很記得韓老闆勸說：「好東西不可以常吃，一個月來一趟差不多了。」

飲食原是一種修養，現在才逐漸明白。而天香樓的精髓，在於火候，至於年輕同事的食後感，竟是一致超讚，他們從此不再相信網上食評了。

www.winghongdon.com 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