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股神為師的人

《華爾街日報》十一月二十三日刊出沙地王子阿華里德（Prince Alwaleed Bin Talal）訪問錄。王子今年才五十八歲，卻是沙地阿拉伯開國皇帝現存子孫中最為世人熟知的，因為他自從一九七九年向他父親借三萬美元起家以來，所做的每個重大投資決定無不學足股神巴菲特的做法。他自言這套「價值投資法」是他在美國留學時讀到的，以後奉守終身不渝。令他舉世知名的是於一九九一年動用五億九千萬美元買花旗銀行，時為美國房地產危機，花旗股價跌到十美元樓下。到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他又照辦煮碗大買南韓企業股票。但令他今日身家膨脹至二百億美元的一役是十二年前買蘋果電腦。當時蘋果尚未轉型做移動電器，每股只是十多美元，他動用資金不足兩億美元，但已成大股東之一，典型的「危機買入，長线投資」，依足股神的「價值顯現，大舉出手」做法。

本報十一月十一日報道另一位《篤信巴菲特，曼斯威托大賺》的股神信徒。曼斯威托（Joe Mansueto）現年五十七歲，三十二年前在芝加哥大學讀碩士時，初次得知巴菲特其人及其投資哲學，立即深受吸引。畢業後幹了兩年分析師工作，將股神哲學付諸實踐，見到效用。一九八四年他成立晨星公司（Morningstar），秉持「巴菲特及他人鼓吹的長线投資原則」，致力於為投資者「彙整基金資訊」，進而提供「對共同基金的評論及評比」。現晨星員工三千，年生意額六億美元。曼氏學股神不但學手法，更學其為人，將其經營理念貫徹於晨星的管理上。

成功投資最難不是知識而是性格，好其人是較有效的學師法。

劉創楚 乘風遊

製造暢銷書秘方

麥凱可以說是個奇人。他於一九八八年決定出一本暢銷書。在此之前，他已是成功商人，也是薄有名氣的演說家，但他並不懂寫作。他不但想出書，而且要出最暢銷那一本。

經他調查，美國每年出版二萬本書，只有一本可以全年霸佔暢銷書榜首地位，他立志要出這本書。首先要研究寫甚麼書，他問作家、問出版商、問書店老闆，凡與書有關者都是他搜集資料的對象。結論是暢銷書必須與眾不同，從內容到書名都必須是「特色的商品」。他在調查到的榜首暢銷書方程式炮製出《與鯊同游》，接着是「包裝商品」：他要控制印刷與分銷。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步：推銷「商品」！

麥凱認為書是商品，作家也是商品，所以要推銷自己。為宣傳自己，他無所不用盡：電視、電台、報刊。他當正自己是「使用者（User）」，任何可助他成名的機會都不放過。結果，《與鯊同游》賣了二百四十萬本，為是年最暢銷商業書。

這是叫座不叫好的書，書評均指書「冇料到」，但批評並不妨礙老麥兩年後推出的《提防裸人》又佔暢銷書榜首，兩書的內容均教讀者如何於資本主義鯊海安全暢游。一、用心做決策，必得心臟病。鯊海求生首要放棄良心，捨棄溫情，以現實為第一原則。人要成為偉大的「使用者」，須為人所好，人為我所用。二、不怕無結果，談判必勝術：假定有結果是談判最大障礙，隨時劈炮是談判最大殺着。三、不中奸人計，乜仇都報晒：敵人最大辣招是令你自暴自棄，你唔受激才激死對手。四、欲得成功果，控制全過程：一如製造暢銷書。

劉創楚 乘風遊

傾情聆聽

高飛（Stephen Covey）是美國的自我完善專家，著有《高效人士的七種習慣》和《第八習慣》等書，都異常暢銷。他問：我們花了許多年時間學讀、學寫、學講，但我們學過聆聽否？學校真是個奇怪的地方，人生最重要的事偏偏不教。戀愛結婚、教養兒女、投資理財都留待學生畢業後才去「嘗試錯誤」，不少人撞板撞至頭破血流才學懂。同樣地，聆聽此重要學問有人至死仍不懂。

如何聆聽？這絕非想像那麼簡單。單用耳朵，我們常聽而不懂。真正懂得對方，明白其處境，我們需要運用心思，注入感情，甚至運動整個身體，走到他的位置去理解他。我們如要傾情聆聽，至要是改變聽的觀點。喜講不喜聽是人之常情，說話可抒發情感，於心理健康有益，故人傾向講話，聽則必須抑制上述衝動，把這有益空間留給對方。但單此還不夠，我們習慣的聽，並非以聽為目的，而是當作手段，即聆聽是為了回答，即聽是為了自己講說話。聽是副，講仍是主。傾情聆聽則相反：以聽為主，以對方為主，全力理解他、去鼓勵他說下去。所以聽者的說，以簡單的呼應為佳。呼應只求讓他明白我在聽，騰出所有空間讓他發揮，彷彿當前只有一件大事，就是對方正在講話。

人的本性喜歡被認識，愈深刻愈好，最理想是為人賞識，所以人若率性而行，人會變成孔雀，無時不求表現，話說個不停。聆聽便是要利用此人性，認為對方也想人認識，傾情聽他，讓他享受受人賞識的樂趣。

劉創楚 乘風遊

創造性的讚人

近日讀史密斯的《領導術》（P.M. Smith, 1986）第九章，令我驚愕不已。章名叫《有創造性的恭維》，副題則是《用許多方式說謝謝您》。領袖的藝術竟等同感謝他人的藝術！因為「領導」二字，乃由下屬界定，故好的領導工作，幾乎等於是有好下級。有好下級，便宜知所感謝。

史密斯是美國國防大學的教授，本身是少將。他視領導工夫為信下屬、教下屬、放手讓下屬去解決問題的工夫。所以領袖之品質，解決問題的能力屬於其次（縱有此能力，也勿事事自己攬來做，應讓下屬去做），溝通能力才重要。如何做好溝通呢？史認為須善分溝通五義：寫、編、講、聽、謝。他說：「領袖必須發展的溝通技巧中，創造性的讚美人是首項。好領袖應學會如何表揚別人。所以，有志於領導工作者，先在家裏學習讚揚家人。形成習慣後，你於生命以後諸階段便會發現讚人是輕而易舉的事。屆時不論做領袖與否，識讚人是最大的資產。」

事實是領袖的定義便是有人為你工作，故領導工作做得好要多謝為你工作的人。要能誠懇地感謝人，需要有藝術。恭維和道謝，必須有創造的能力。不但要集體的恭賀，而且宜個別地做，並即時即地多謝下屬。中國人尤其需要學習史密斯的讚人領導術，學會讚美的技巧，而且形成讚人的習慣。中國人不讚人主要是因為不習慣，到讚美及感謝成為習慣，這就再不是難事。所以他建議我們先學習從家庭開始，先從讚美及多謝家人成為習慣，從這裏獲取美好人生的必需品。

劉創楚 乘風遊

鋤頭雖好不及時節

很喜歡孟子引用的一句齊諺：「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以前多次引入理財文字，覺得天衣無縫。當然孟子的志向遠大於個人財政的自由獨立，他要求一生的功業能高於管仲，可惜他始終遇不到齊桓公。儘管如此，此語的智慧是無限制的，可用於個人、公司、國家，都可作策略運用的指導原則。

從個人言，「勢」可視為令人的發展有事半功倍效應的環境。最近我查一查本港戰後的經濟發展，用人均國民所得為指標，一九五○年是一千二百港元，去年是二十八萬七千港元，六十二年增長兩百三十八倍。縱觀全世界，這是個人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勢了。就算是「中人之姿」，水漲船高也應有很好的發展了。至於高於中人者，則成功應無難度了。

從國家的命運來說，時勢是機遇、是運氣。有時運氣來得很奇特，最近讀《鄧小平傳》，見他文革後給貶到江西勞動改造，是一生中遭遇到的最大挫折。但偏於此時期給他讀到四小龍崛興的故事，讓他有機會比較香港、新加坡和內地的發展，看到參與世界經濟分工可能帶來的奇迹。孟子引用的「時」字，古註訓為農時，譯成今天的話，就是「雖然有鋤頭，不如等季節」。鄧小平在江西已找到香港及新加坡模式的開放策略，但有了治國方略仍要耐心等待時機。等了八年，等到毛澤東逝世，再等兩年，等到復出，這才完成待時能夠乘勢。國家級的待時乘勢顯然較個人的難好多。

劉創楚 乘風遊

成功的罪咎

美國作家阿瑟米勒的自傳《時間彎流》第三章，記他首部話劇《我的孩子們》成功上演後，突然名利雙收，那內心的百般滋味，認真好看。此時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米勒是左傾文人，信仰平等主義，對於富貴逼人來，自稱感到「成功的罪咎」，但名成利就還有意想不到的後果：

「每天我有三、四次禁不住想到：就算我完全不工作，我仍可賺到很多錢。而到周末，我的身家還要比周初厚重。我必須勉強內心來習慣新情況。假如我只是到街上蹓躂，信步閒庭，金錢依然源源不絕入袋。甚至我睡個懶覺，或翻翻無聊的八卦周刊，或往電影院消磨兩小時，銀紙仍從窗外飛進屋裏來。版稅兩字的具體意義，我終於清楚了。」

在百老匯一劇成名，原來如此「豬籠入水」！米勒此時三十一歲，雖沒交代版稅究竟是多少，但照其花費看，似乎是打跛腳也可不必慌了。總之，三十一年來他未曾如此富有過。

但作家是賤骨頭，窮而後工，一發達就寫不出東西來。這在米勒尤其諷刺，因為他所賴以成名的，正是源諸日常生活的作品。現在，名利把他拉離日常生活，取走他的成功營養素。以後數個月他形同廢人，天天從住所走向布克朗橋，坐在那裏遠眺曼克頓。外表像個失業漢，內心則矛盾交戰：「我愈來愈富，卻努力去保留貧窮思想，嘗試去保持平常心。」慢慢地，一種「何以為繼」的恐懼又來折磨他。他患得患失，和大部分首作成功、驚寫不出第二部的作家一樣恐慌。如是者，直到他的第二名劇《大橋遠眺》概念成形，他才排除暴富心魔，再次拿起筆桿來。富貴需要適應，作家尤其如此。

劉創楚 乘風遊

樓市旺代表信心

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的新書《地圖與疆域》不及他剛退休時推出的自傳好看，但卻非常應時：第一個問題是二○○八年的股災為何帶來特大衰退，而一九八七年一天跌兩成股災卻對經濟無大影響？答案是今次揹重債，而一九八七年投資者並無做孖展。今天續談新書第七章第二個問題：何以金融海嘯後五年來的經濟復甦似有若無，是戰後多次復甦中最慢的？答案是：因為無信心。結果是市民不敢買樓，而企業家則不做長遠性質的投資。在本章，格老用來測量市場信心的是美國的樓市，並與之前數次復甦比較。結論是：樓市旺則復甦快，樓市遲遲不振則復甦慢。 在市場經濟中，景氣未有私人投資。不同種類的投資中，長壽資產的投資對經濟幫助最大。房地產最長壽，所以建屋活動代表業界有信心，新屋動工愈多，信心愈大，復甦便愈快。在不同樓宇中，住宅壽命最長，美國的住房平均壽命有七十五年，非住宅如廠房及商場平均有三十八年命，所以市民買樓的信心對復甦最有幫助。直至今年六月底，美國的新屋動工年率仍只為二○○七年的三分之一，這是復甦不快、失業率不降之首因。 援引格老這個邏輯，我們能夠解釋到兩岸三地在今次金融海嘯所以不出現經濟衰退。三地均有股災，但樓價不但不跌反而飆升，因此復甦的腳步比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都要快。歐、美、日等央行近年推量化寬鬆政策，目的是要救自己的經濟，但市場無信心作長期投資，結果央行「放水」誤中副市，帶旺了兩岸三地的樓市。 劉創楚 乘風遊

房策因應業主社會

內地「業主社會」的崛起是改革帶給中國社會最大的變遷。改革的總方向是「走資」，是讓中國人致富。香港戰後三代人總結的致富不二法門是買樓致富。如果我們看發達國家，則買樓致富是普遍真理。但香港經過三代人努力之後，業主佔家庭總戶數只達到三分之二的水平，和美國相若。內地則後來居上，根據北大的調查，全國九成住戶是業主，更有一成家庭擁有兩套房。由於農村幾乎百分百家庭自有物業，城市的業主比例約為八成，這是全球最高的自置物業比率。

這也是中國政府年年調控樓價，樓價卻年年飆升的原因。香港人都明樓市的最強買家是樓換樓的業主，而跌市是最佳的換樓時機。溫家寶內閣最後一年任期祭出最大調控動作，結果如何？且看今年九月新建商品房價格的升幅：調控最重手的京、滬、穗、深同比均升兩成以上，十大升幅其他六城上升百分比都是雙位數。房改之後十五年屢次調控都出現如此啼笑皆非之結局，說明房地產政策是到改變的時候了。

最近習近平和李克強新班子幾個講話透露新房策的方向，可用「保障與市場雙結合」來概括。政府按「十二五規劃」提供三千六百萬套保障房，為上車客提供住房基本保障（一如香港的居屋），而市場則提供商品房，政府不再加以干預。看來此新思路較能因應到內地出現業主社會這現實，當人人有屋在手時，打擊樓價豈非與民為敵？

劉創楚 乘風遊

財富效應

美國人買屋揹重債才引發房市泡沫爆破後患無窮，所以五年大衰退根本原因是厚債纏身。幾乎所有美國業主都厚債纏身則是制度使然，推行「居者有其屋」政策最力的是克林頓時代，政策惠及數以千萬計原先無能力置業的人（說是「惠及」因這些人置業後「供平過租」）。新政嚴禁銀行歧視低收入人士借貸，而令低首期甚至零首期大行其道。新政初期由於房地產需求大增而推高樓價，所以從新紀元至金融海嘯這八年，美國社會出現一種「財富效應」：業主都把間屋視為ATM，不斷把新增房屋市價提取消費。由於按揭利息可以扣稅的制度，美國幾乎不存在供滿的業主，因供滿多數再借。而期間利率下降做「再按」（Refinance）的業主多數「加按」，債愈借愈多。

沒有按揭利息扣稅制度的香港，金融海嘯之下沒有大量負資產原因有二：一是接近六成私樓業主已供滿；二是新紀元後上車的新業主受益於超低利息，供樓還本遠大於還息。兩者也推升樓價，而樓市好帶動經濟好，失業也維持在超低水平。

內地的樓市產生於一九九八年的房改。這場改革原意是取消運行接近五十年的廉租屋制度，即是把社會主義轉型至市場化。但房改十五年來配角卻變成主角：幾乎所有國有單位都大建福利房，以成本價賣給員工，而十五年來大城市房價上升超過十倍，當年十多萬人民幣買入者，今日市價都超百萬人民幣。剛過去一年京、滬樓價升兩成，造成另一種財富效應。

劉創楚 乘風遊

無債一身輕

格林斯潘新著《地圖與疆域》（Alan Greenspan《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主旨是要為五年前的金融海嘯找前因後果，並尋找教訓防止新泡沫出現。二○○八年特大衰退僅次於六十年前的大蕭條，單是該年九月十五日雷曼破產後短短三個半月中，全世界的財富蒸發了五十萬億美元，相當於是年全球GDP五分之四，幾乎令地球上七十億人辛勤一年工作成果化為烏有。格林斯潘問：同樣是股災，為甚麼一九八七年的特大股災及二○○○年的科網股災對經濟沒有大打擊，而二○○八年的金融海嘯卻打沉經濟，至今花五年都醫唔番？格老在第四十九頁先提答案：這次因為歐美官民借重債所以大病難瘉（Debt Matters）。以美國為例，全國五千萬業主中，超過一千萬間屋於此五年間變成負資產，比例高於兩成。比較香港回歸後「七個瘦年」平均樓價跌去三分之二（較美國跌幅高一倍），全港一百二十萬私宅業主中只出現十萬負資產。二○○三年沙士香港衰退抵達谷底一刻，全港六成業主層樓是供滿了的，所以市值只剩一九九七年的三分之一也無有驚，因剩低仍是淨資產，無按揭需要供。 無債一身輕也適用於內地城市的兩億業主。今年奪經濟學諾獎三雄之一舒拉，日前大放厥詞預測內地下一個黑天鵝是房地產泡沫之爆破。他顯然不知內地業主幾乎都供滿間樓，仍欠按揭的比例低至單位數（幾個巴仙）。正如二○○八年金融海嘯獨香港無衰退，靠的也是樓價硬淨，欠債處於低水平。 劉創楚 乘風遊

個人現代化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從傳主的為人處事，解釋為甚麼李鴻章是晚清四十年政壇最重要人物，其最重要的品格特徵，似是他長大後才學的，和普通人於十歲之前已形成性格不同。尤其是他中年以後和西人接觸多了，又多次到外國訪問，才形成重視個人健康的習慣，由西化的歷程去改變自己的行為模式，至今仍是中國人個人現代化必經之門，很值得用心記取。

李鴻章的自律是學自曾國藩的。李生於一八二三年，一八四八年成進士，入翰林進京後才師事曾國藩，開始學習曾的辦事風格，時年已二十五。此後五十三年他用兵及辦外公都得力於這種辦事形式，用梁啟超的話是「案無留牘，門無留賓」，即是辦理公事，案頭上從來沒有堆積的公文，客廳裏從來沒有未會見的客人，甚至公務繁忙如何開解工作壓力的方法，也仿照曾國藩：老師的習慣是每天都要下一局圍棋，無論在衙門或軍中，都照下。只是曾技術平平，所以很快就輸了，花的時間不多。李則不下棋，改用臨摹宋朝拓印的《蘭亭序》，每天都臨一百字，作為養心自律工夫。

後來他接觸西人漸多，個人生活的自律面逐漸擴大，仿照西人風格，飲食起居都有準確、固定的時刻，每天五時起床 ，午飯後一定要午睡一個小時。他又用西方的養生方式保健，每頓飯都飲用兩隻雞熬成的雞湯，天天由醫生檢查身體，並用上電氣設備檢驗，比一百年後最西化的香港人還要現代化。

劉創楚 乘風遊

成神要能複製成功

杜魯克在他自傳中記他唸大學時選擇終身事業，結果選擇從商，放棄走學者之路。他的理由是做生意二流人才可以成功，而做學術則要有一流頭腦才能獲致成功。我常思索為何有此分別，直至今天的結論是這兩類工作一是能重複的，另一則是不能重複的。能重複的工作事半功倍，不能重複的工作事倍功半。所以挑不能重複工作來做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創作是不能重複的。以《侏羅紀公園》成名的小說家克列頓，曾寫過美國畫家鍾斯的傳記。鍾斯的油畫，是目前在生畫家作品最貴的，最貴的一幅曾拍出一億港元。但鍾斯又是自己畫作的收集者，常出高價買回自己的舊作，至今已收回數百幅。這就引起閒言閒語，說他何必買，喜歡便多畫一幅不就行了，含意是他在炒作自己作品。克列頓斥此為外行說話，說認真的藝術家是無法複製自己舊作的，如能重複那就變成「行畫」了。這是創作的挑戰，又是創作者的悲哀。挑戰是生命永不沉悶，人生永不重複。悲哀則是手停口停，創作力一旦枯竭，生命便停頓。和藝術一樣，學術作品、詩詞歌賦，甚至教育工作，都是不能重複的事業，不能坐在自己成功的桂冠上享受勝利的餘蔭。

股神巴菲特就把這一點看得很清楚，強調他挑選工作不揀奧運高手跳高的高度，而是把標竿放在一呎高處一躍而過。他六十年如一日都在複製師傅教落的一條橋：專吼好公司於平過五折時買入長实。最近一次是在五年前金融海嘯中買貨，最近分批賣出已賺了一百億美元。

劉創楚 乘風遊

上天庇佑改革成功

如果你有信仰，請一起懇求上帝保佑中國今次改革能成功推行。按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向本月召開的三中全會建議《萬言書》內容看，今次改革的八大動作要做到二○二○年才做得完，而順利完成後內地將步入完全現代化的社會，受益面幾乎涵蓋全部十三億五千萬人口，而且幾乎沒有人受到損害。

方案涉及的八大領域是金融、稅制、土地、國有資產、社會福利、創新、海外投資，以及廉政。人民立刻直接受益的是每位公民均獲一張福利卡，收取初時金額尚屬有限的退休金、醫療保險和教育津貼，福利雖暫不慷慨但人人平等。對於超過六億的農民，建議兩大德政是取消戶口和允許集體土地入市交易。廢除農村戶口是恢復農民的移動自由，土地改革則是歸還農民一個公平：一九五八年的公社化等於沒收全國農民耕地私產，五十五年來這筆資產的市值已漲至天文數字（我用一百萬元人民幣一畝估計，資產總值達到一千八百萬億元人民幣，等於美國家庭財富淨值總額的四倍）。把農民這筆私產歸還農民也有助城鄉平等：十五年前城市的房改令兩億城市家庭每戶分到一間福利房，令城市人都變成百萬富翁。未來七年間如能把農村耕地歸還農民，兩億多農民也可攤分此千八萬億元。結果使九億農村戶口人口也變百萬富翁，真正結束城鄉二元格局。

改革要順利推行至關鍵是無人受害。八大改革只兩項有負面影響：廉政損及貪官，結束國企壟斷傷及國有領導層的利益，下月要克服反對力量才臻成功。

劉創楚 乘風遊

脫胎換骨的改革

我是用社會學的觀點來看中國最近百餘年的變化的。這個觀點的神髓，可用孔子的話來說明。孔子責備宰我睡午覺，表示對他失望，然後發揮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即是不能單看文字及語言，要看行為。

百多年來中國人信誓旦旦，說要改變，但當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便改變不了。因行為主義的改變絕不簡單，是至痛苦、至困難的事，一如哪吒削骨還父、削肉還母一樣，是完全的脫胎換骨，不是說着玩的。

黃仁宇晚年寫多本「大歷史」，主題是中國近代巨變，用的便是社會科學的行為觀。對於中國人需要脫胎換骨，寫得很生動：「我深深感到中國傳統社會與西方現代社會距離之大。一個如前者的社會，要改革如後者，等於一隻走獸之變為飛禽。」他稱此為「不可能的隱喻」，但中國非把此不可能之事做成斷不能成功。所以這百餘年中國人所進行的是「曠古絕今」的事業。且看他描寫此事功：「頭上的髮針至腳下的鞋帶全要更變，家庭和婚姻關係，職務間的權利義務，法律前遵守的合同和宗教上的信仰也要更變，如果革命不改變他們的語言文字，至少也要改變他們的日用的語彙。以中國幅員之大，人口之眾，須要改革程度之深，已經在世界上沒有一個與之類似而接近的例子。」

黃先生是三十年前退休後才用中文治史，至他逝世前二十年中他是全神觀察此一巨變的。而在他的最後報告中，他用樂觀的文字，宣布他的祖國的脫胎換骨正邁向成功。

劉創楚 乘風遊

打好人才爭奪戰

特區政府於回歸十六年後才推出人口政策諮詢，何其後知後覺呀！有人斯有財，比較新加坡和香港近年的人口與經濟發展，便知政府如果不肯有為，人與財是不會自動走上門來的。從一九九七年至二○一二年這十五年間，新加坡GDP合共增加一百七十八個巴仙至兩千七百六十五億美元，同期的香港卻只增加四十九巴仙至兩千六百一十六億美元，足足跑輸成條街。何以致之？人口政策是重要原因：二○○○年，新加坡人口四百零三萬，二○一一年共增兩成八至五百十八萬，同期，香港人口由六百六十七萬增至七百零七萬，只增加六個巴仙，不足星洲增幅的零頭。

人口政策遲起步非常不利，因星、港同爭內地這個人力資源，而剛過去十六年是吸引內地人才的黃金期。今天內地人力資源已經出現短缺，香港加入爭奪戰就事倍功半了。所以香港特別要講究策略，不同新加坡到內地爭，而另闢戰場，把矛頭指向海外的中國留學生。由一九七八年改革後，中國出國留學生合共二百六十四萬，至今只有一百零九萬回流，即是中國人才滯留海外超過一百五十萬，這個人才源特別適合香港。而根據我的學系在海外招聘經驗，留學生對香港的興趣遠大於去內地。

滯留在外的中國人才較適合香港用，因招到這批專才不會同本地勞工爭職位。香港三百五十萬打工仔，七成無學位，和留學生是兩類勞動力。更重要的是招回一個專才可創造四個新職位，有助本地勞工的就業。

劉創楚 乘風遊

領導是自我揚棄

韓非子論領導術，認為首先是揚棄的藝術。領導人所要揚棄的包括自己的智力、行動和勇氣。領袖只有自我揚棄，才能凝聚到團隊的智力、行動和勇氣。下面是宋世亮先生的譯文：「領導人唯有揚棄自己的智力，才可整合到全體部下的智力，藉以達到明察的效果；唯有揚棄自己的行動力，才能獲得全體部下的誠意，而立大功；唯有揚棄自己的勇氣，始能結集群力，匯集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這是理論。中國史上的成功帝王，差不多都是它的實證。齊桓公不是無勇無謀之輩，否則不會在兄弟爭奪王位之役勝出。但他用了比他叻得多的管仲之後，就放手讓管仲處理國政，終於成就霸業。《史記》記劉邦自我分析，說自己計謀不及張良，打戰不及韓信，管理不及蕭何，由於能讓三人發揮所長，他終於取得天下。但他的揚棄並非全無止境：當他擊敗宿敵項羽之後，立即解除韓信的兵權。

將韓非子的揚棄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是李世民。《資治通鑑》記唐太宗於公元六四七年五月與群臣論成功之道，自我分析曰：「見人之善，若己有之，棄其所短，取其所長；敬賢憐不肖，賢不肖各得其所。」唐太宗這段話大大擴充了韓非子的領導理論，因為韓非子並沒有解釋領導為甚麼必須自我揚棄。唐太宗指出自我揚棄是為了組織：組織工作要靠智力、行動和勇氣，而領導工作是找有此三特質的人來做，找到了便放手讓他們去做。

劉創楚 乘風遊

服務業空間無限

目前美國服務業三大板塊是醫療、教育和政府服務，個人消費、金融和電訊也躋進六大。內地現在談經濟轉型經常強調內需，不知個人消費於最成熟的服務社會是三甲不入。從美國超過半個世紀的轉型經驗看，只有服侍人的服務才稱得上是空間無限，而醫、教、政都針對人。只有針對人的服務質素才可以提高至比天更高，依然可以再提高。美國人的醫療費是人均一萬元（美元，下同），每年總花費超過三萬億元，接近GDP兩成。並不是人人有病，醫療服務主要是照顧長者，而美國長者有免費的「醫療照顧」（Medicare），平均一位長者每年要花五萬元，是人均的五倍。

教育也是空間無限的服務業。美國的學生，K至12（即幼稚園、小學及中學）人均是一年花一萬元，大學平貴很懸殊，人均介乎三萬元至十萬元間。醫和教除了質量可以不斷提高，更大的昂貴原因是勞工密集。用一個本港的例子來說明：聖士提反是有一百一十年歷史的名校，全校只有九百五十五個學生，就有八十一名老師，師生比例不足一對十二。讀此直資學校學費一年要五萬三千多港元，看似昂貴，其實不足以支付教師薪資。至於赤柱十五萬方米的校舍，要學生來付租，一年要幾多錢？

從醫療、教育舉一反三，可以明白為甚麼今日世界的大國中高等收入國家都是服務社會。誇張點說，農業社會只能是窮國，工業社會最多可臻中等收入水平，只有變成服務社會才有高收入。

劉創楚 乘風遊

傷感今晚夜

甫返回香港，老友立即聚首一堂，煇哥說他正籌備《黃霑逝世十周年紀念》音樂會，才驚覺與霑師永訣快將十年了，憶昔師情，令今晚變得傷感。霑師五十年前甫自香港大學畢業，就到培聖中學任教，而我到港才第二年，轉校到培聖就讀，他一生只教書兩年，就給我碰上，也算奇緣。 師生結緣短短兩年，但在他離開教席後的三十八年間來往反而多了，更屬難得的緣份，也是我此生最大的幸運，因從他身上我學到的是他課堂授業以外的學問，對我今生影響更大。 霑師是我班的班主任，主課教中文，上課沒多久就對我的作文加以鼓勵，還把他收集的沈從文等名家作品借給我，但令我最受益的是他覺得我書法尚可，叫我把他的畢業論文《姜白石詞研究》謄寫一遍，不但令我得窺霑師一生寫詞師承和理想，更領一個初中生走進學術堂奧，對未來志業留下深刻的印記。 由於近距離的觀察，我最想學習的是霑師對音樂和對文字的執着，他常謙言功夫都由寫得多而來，而天才則是給世人誇大了的兩個字。作品是只有「多」才可以學，而「好」是沒法努力的。這和他給予人所見的表面形象大異其趣，因他的自律是極少數「近其人」的學生才能發現的，也是他給這少數徒弟最好的身教。霑師短促的一生，主要是給工作燃燒了的，作品界定了黃霑，也燃燒了黃霑。 劉創楚 乘風遊

發展之道是離農

大約在一百年前，中國的學界最熱門是「農民問題」。二十一世紀最初十年中共中央每年「一號文件」幾乎毫無例外是針對「三農問題」：除了農民之外，農村和農業都發生了問題，要一起解決才能獲得真正解決。如果向先進的西方國家學習，則會發現中國一百年未解決問題的方法都錯了。農民問題不能在農村和農業解決，真正的解決方法是「離農」：農民離開農村和農業，遷入城市之後，農民問題消失了。

美國的離農運動，先後大約進行了一百年。十九世紀上半期美國仍是農業國家，到十九世紀末，美國的人口農民首次變為少數，到二十世紀初大工廠興起，美國社會成為藍領的世界。以兩次世界大戰為中軸，美國工業雄霸世界四分之三個世紀。說兩次世界大戰是在美國工廠中贏的，而不是在歐洲的戰場上贏的，也一點不過分。但說來難以令人置信，二十世紀美國農民少至不及十九世紀十分之一，但農產卻增數十倍，不但是世界糧倉，而且多至要國會立例收購儲倉以免穀賤傷農。原來離農運動一個結果是耕地進入強者之手，新的生產者把效率不知增加了幾多個百倍。

同樣的過程在美國的「後工業時代」重演：二戰後至今七十餘年，美國藍領工人至少減少一半至一千一百多萬，但期間工業生產增加了數十倍。這一百五十年的「離農」和「離工」有共同邏輯：留下來的新農民和新工人都能致富，而留之富裕是離者之所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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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走向未來

後進國的發展往往比先行者花少一半的時間。英國的工業革命全程要行三百年，美國大約用一百五十年走畢，而在中國很可能只用七十五年便走畢全程。內地的三步走至今已經全都起動了，而且都是在我們這一代人的眼底下開動的：第一步是一九七八年推出的「包產到戶」政策，它引動「改革開放」新政，總效果就是引進市場化，用走資來取代之前的社會主義制度。第二步是二○○一年的「入世」，要走出這一步需要資本主義世界龍頭美國首肯。結果是中國徹底工業化，成為「世界工廠」。第三步是今年九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啟動「自貿區」，要引進自由貿易理念為中國經濟轉型，將內地改造成為一個服務社會。

在英美，三步走的標誌是每次轉型成功新行業的打工仔都遠多於舊行業，但舊行業的產量繼續大幅增長。美國第一次轉型（工業化）約於一百年前初見有成，這也是藍領獨霸美國職場的時代，農民數量急降，但農產愈來愈供過於求，美國逐漸成為最大農產品出口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第二次轉型成功，服務業吸納最多打工仔，但藍領萎縮工業產值繼續增長，美國到今天仍是全球製造龍頭。

上海自貿區掛牌顯示內地未來三、四十年會重演過去三、四十年的改革策略：自貿區理念等於經濟特區，在特區試驗成功的政策會推廣到全國。目前這個實驗非常大膽：自貿區將是外資、民營、國企的平等競技場（Level-Playing Field）。這平等一旦推行全國，中國不但變服務社會，更成為自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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