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中共的統治下已過了兩代，期間經歷了性質迴異的家庭責任轉移：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內地以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為目標，關乎一家人幸福的生活，從就業至就醫、從住屋至教育，無不由政府承包。物質雖然短缺，水平絕對平等，更重要的是小我不負責任，命運之神也失去了決定人間禍福之力量，而這也是一九七八年改革最深刻的變化：家庭責任又重回個人手中，一家命運又重新由自己控制。
這是波士頓公司《中國財富管理市場》報告的深層解讀：內地已走向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也成為測量個人尊嚴和自由的指標。用內地的生活水平來判斷，報告的主角一百二十一萬家庭可說已獲財務自由：他們一共擁有可供投資的資本四萬三千億(美元，下同)，平均每家有三百五十萬元。這是中國先富起來的千分之三人口。但從個人已不能指望社會承包而必須自負家庭責任的角度，更有趣的問題是內地其餘千分之九百九十七人口，在走資超過三十年後命運如何？
這問題牽涉三億多接近四億個家庭。根據波士頓公司的報告，他們總共控制五萬六千億元的可投資資本，平均每家約一萬五千元，這和「先富起來」之家比較屬於微不足道，但和改革初年中國的赤貧狀況比，這是不容小覷的起步。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留意內地社會在財富累積道路上的兩大動力：一是全社會層面超過百分之四十的儲蓄率；二是在經濟年均雙位數發展下，不少資產(例如不動產)的超高回報率。這是中國社會三十多年來「全民走資」現象最重要意義，也是展望未來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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