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創楚 乘風遊
昨文說中國數十年來的城市化,以及近年開始正方興未艾的向消費社會轉移,都是「以美為師」。根本的原因來自經濟發展的內部邏輯。即中、美均為人口眾多的大陸型國家,像四小龍和日本般用「外向模式」無法持久發展。例如中、美當前每年外貿總額都接近四萬億美元,都發現這已接近發展的極限。但這在GDP八萬多億美元(中國)以及近十六萬億美元(美國)的經濟只是一半及四分之一。這是兩國發展遲早都要轉向「內向模式」的原因。消費者撐起經濟半邊天的分水嶺,美國約於五十年前出現,中國則到去年才實現(國家統計局一月十九日公布,二○一二年內地消費對GDP貢獻為百分之五十一點八,首次超過資本形成的貢獻)。依美國之例,消費社會一旦形成,就變成數十年不變的大趨勢,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扭轉的。
把歷史放眼更遠一點,看中國的百年社會變遷,則可見到我們「以英為師」的事。史華慈在其《嚴復傳》(Benjamin 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第四章說,一百年前的中國思想界仍未擺脫傳統的「義利之辯」,根本仍抱持「不言利」的態度。嚴復讀通西學,知道阿當.史密斯是扭轉英國人不言利傳統的經濟思想家,故翻譯其《原富》介紹入中國。史華慈指出,一百年過去了,在今日中國已很少聽到「何必言利?」,絕大多數中國人已不再抗拒經濟發展了。
回顧中國百餘年來之變,總體不脫「以西方為師」的模式。社會變遷之難知,除了大方向,正確的進程也是人類幾經「嘗試與錯誤」才摸對路的。以他民族的成功經驗為師,當然是成本小、效益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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