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權的傳統

個人有命運，一個民族也有命運。讀史家黃仁宇的《放寬歷史的視界》，發覺中央集權就是中國社會的命運，而均窮的局面則與中國歷史相終始。而且，兩者均是統治者為了人民、愛護人民政策施行的結果，不是皇帝好權，皇帝是用此權力救民於水火之中！

中央集權之兩大原因，是由於天災。第一是水災，是黃河經常闖禍。不幸是中國文化偏偏發源於黃河流域，而河水經過疏鬆的黃土地帶，阻塞河，衝破河堤，釀成巨災，局部治理無濟於事。最早歷史記載，是公元前六五一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盟誓》中有「無曲防」、「毋曲隄」、「毋雍泉」、「無障谷」等條文。足見二千六百年前治水已是要集中全國力量的工程。第二是旱災，這是季候風給農業的影響，它在夏季由南海吹來，在華南過南嶺，在華中過秦嶺，升高積雨，全國農民靠一濕一冷氣流適時碰頭才能耕種，它們錯過，則成旱災；經常碰頭，則成水災。黃書引專家統計，中國歷史二千一百多年共有水災一千六百多次、旱災一千三百多次，只有強大中央政府才能對付一年不止一次的自然災害。至於第三個原因，即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也是有文字歷史就有的事。看中國最顯著的國防工程「萬里長城」，就知道這決非地方分權做得到的。

問題是中國的傳統社會並不具備統一和集權的技術因素，因此採取倫理代替法律的辦法，所謂「尊卑男女長幼」式自治。為防止地方坐大，中央不扶植先進經濟部門，反而強逼它與落後經濟看齊，即以「均窮」保中央集權。

劉創楚 乘風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