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我与党内同志，特别是政治局常委同志， 作了很多次的讨论，包括个别和集体讨论，但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我也征求了党内老同志的意见，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按照新制定的党内民主原则，凡遇党和国 家的重大问题，必须在政治局常委会内达成一致，然后征求前政治局常委老同志们的意见，如果也一致认可，方可以政治局党中央名义，作出最终决定。于是，八九 六四的问题，就这样被耽搁下来，无法作出结论。
看来，八九六四的天安门事件，在我的 任期内，党中央和政治局是无法给出答案的。今年，是我任党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第一年，我认为有必要，以我个人的身份，即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 身份，向党和国家，向全国人民，交代我对八九六四看法和立场。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党、国家和全国人民给我提意见。
文化大革命已经有结论了，是毛主席犯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大会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路线。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表态，“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
大家知道，文革结束于1976年10月。1978年，距文革结束才两年，我们伟大英明正确的党，就能够看到也能够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及时作出了决议，一方面承认毛主席的错误，另一方面对十年文革作了盖棺定论。能够及时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我党赖以生存的基本法则。我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是在不断犯错不断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一步一步，从无到有，从地方武装割据到解放全中国。
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 志，带领全党，不断同党内犯错误的同志和错误路线作斗争。最后，毛泽东同志自身也犯了错误。邓小平同志早在文革期间，就挺身而出，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作斗 争。最后，掌握真理的邓小平同志，在与毛泽东同志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胜利。十年文革，被党全面否定，毛泽东同志，被党的决议认为在文革中犯了错误。这些 都是党的历史。回顾这些历史，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学习，学习他们敢于同犯错误的同志，和敢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
如果，邓小平同志，在八九六四中犯了错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要不要像毛主席邓小平当年那样，同犯了错误的邓小平同志作斗争呢？
八九六四的天安门事件， 错误是毋庸置疑的，否则，我们党为何不大声宣传八九六四的光荣历史，如同宣传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新中国历史一样。否则，一些外国势力为何以此为借口，指 责我们，干涉我们内政？还不是因为有把柄落在他人手上？从没听说外国政府借口文革干涉我们的内政，就是因为文革是内政，而八九六四事件是反人类的屠杀行 为。
所以，我认为，我们党应该如同党对待文革一样，来对待八九六四；要像党否定文革一样，来否定八九六四；要像十一届六中全会一样，把八九六四的责任，归咎于邓小平同志，就如同邓小平同志，把发动文革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一样。
这有什么不可以？有什么为难的？既然党有先例，我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作为红色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何不能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历史错误？
以上都不是重点。我要讲的重点是：八九六四的错误，是邓小平同志的错误，不是党的错误，要把八九六四与党割裂开来，不能让党替邓小平同志背负屠杀老百姓的千古骂名。
文革，十年浩劫，毛泽东同志，对文革负有主要责任，林彪四人帮对文革负有次要责任。八九六四，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对八九六四负有主要责任，其他同志，如李鹏王震陈希同等同志，负有次要责任。
我发表这篇八九六四红皮 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打倒谁，是为了维护党的形象，维护党的领导，维护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曾经有过的崇高地位。在党的利益面前，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 志、林彪同志、江青同志、李鹏同志等，个人名誉都算不了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都应该牢记这样一个党的组织原则：为了党的利益，即使粉身碎骨，即 使牺牲个人生命和荣誉，都在所不惜。
所以，政治局常委会迟迟不对八九六四屠杀北京学生市民的错误，以党中央名义，得出最终结论，作出最终决定，是严重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是陷党于不义，是至党于死地的愚蠢行为。
我是党的总书记，但首先是一名党员，我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如果党中央政治局一意孤行，为了维护明显犯了错误的同志的名誉，继续罔顾对党的名誉损害，以致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危害党的政权，我只好与你们一起，做好遗臭万年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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