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5日星期一

治國的知識效應


鄒讜教授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書中說:「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容易,從成功中吸取教訓困難。」他舉毛澤東為例,說毛於革命時期依靠農村和農民的力量而勝利,但毛沒有總結此經驗教訓,因而下意識地將之當作永遠普遍的真理。故此,他在建國後「發展到不能利用城市,不能利用知識分子,甚至閉關鎖國,夜郎自大」。鄒教授指出善於吸取成功經驗的人,則知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不同的任務和環境,應有不同的成功條件。作為上述一段話最佳例證,是毛澤東之不能容馬寅初。馬為北大校長,又是中共建國初年有數的人口專家,深為社會久經戰禍之後生育率急升而憂,卻因頂撞毛「人多好辦事」旨意而被打成右派。

解放後的人口,由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之五億,至七十年代末倍增至十億,只用短短三十年,這等於期間自然增長率高達兩個半巴仙。由於當時死亡率尚在一個巴仙樓上,即生育率年均高至三個多巴仙。另一顯示中國正處生育高峰期的指標是總和生育率:它計算每位女士一生生育孩子的數目。此期之最高點,中國總和生育率曾超過六,要到七十年代後期才降至三(目前內地已在一點五樓下,上海更低至零點七)。無論是生育率和總和生育率,在在都顯示中國存在大量節育空間。惜毛不聽勸告,到一九七五年他同意實行計畫生育政策,已浪費了二十年,中國也過了最高生育期。

超高生育率有兩大社會效應:一是拖低經濟成長(成長率以人均計算),二是老化。它們都不易看到,屬於治國的現代知識。尤其是老化影響,除了大量生育,尚需平均壽命大幅度延長。於個人長壽是好事,但於社會則造成老化帶來沉重的負擔。



劉創楚 乘風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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