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讀余英時獲得克魯格獎的得獎演說，更確定它說出大師一生的國學心得，而其啟示，對所有中國人都同樣重要。余英時二○○六年獲頒《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演說中他首先總結自己從上世紀四十年代開始，在香港讀大學以來就研究中國文化，認識到「道」的觀念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孔子、老子、墨子、莊子都共享道這一觀念，故可以說是中國思想家的共同觀念。余英時發現中國的道有其獨特之處，就是與人民的日常生活彼此相關。道是愚夫愚婦在其日常生活中也能體會和踐履的哲學。中國文化的道從不遠離人的世界，正如孔子說的：「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這個觀念之重要，在於它不停留在思想哲學，而進入中國人的歷史。例如解釋一個統治者或統治集團的興亡，便用利民作為標準，凡利民的便是得道，便是天假這批人的手來實踐天意，這樣道進入政治文化成為治道，這就為我們選擇和評價政治人物提供了方便。
余英時這個演說提到他另一研究心得，就是一早便立志「辨識中國歷史變遷的獨特模式」。文中提出他的結論：中國歷史是「由其內在的動力從一個階段推向另一個階段的」。這個結論重要，因為我們當前這個轉變階段尚未完成。大師從研究中發現，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並不抗拒，十六世紀前的佛教及利瑪竇於一五八三年帶來的西方文化起始都被接納。這和十九世紀後比較，外來文化不強加於中國較易接受。中國的歷史轉變由中國的內部動力來做，這和道不遠人是今天仍很實用的發現。
劉創楚 乘風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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