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之中庸愛國論

非常喜讀嚴復的《群學肄言》，偏愛的是它偏離了譯事信達雅三原則之「信」。原著是斯賓塞的《社會學導論》，其要點在探論社會研究之困難，因為研究者是人，研究的對象也是人，這就不免影響到科學的客觀要求。第九章《國拘》，原書討論的是學者的愛國情操，容易干擾到客觀的研究。嚴復的中譯本於此處大大偏離原文，長篇大論發揮「中庸愛國觀」： 「（愛國之）情過者，外則侮鄰伐國，禍結兵連；內之則獻頌導諛，虛憍成俗。其情不及者，外之則喪其所守，長資覬覦；內之則因循偷安，而不為奮發。」 嚴復譯此書正值十九世紀末列強瓜分中國，國族命脈不絕如縷之時，正是中國最需要「愛國主義」之一刻。但於此時嚴卻看到愛國主義之危險，借英儒之口，反覆申述「愛國過中」之害。譯者忍不住變身作者，揭示愛國主義有壞功能：愛之適足以害之，後果和「愛國不及」相同。他更反覆指出，愛國過中之害其實大於愛國不及，因其拍馬獻媚令領導人看不到「群變」，看不到社會之變遷與人心之轉向。 群變的重要性乃依斯賓塞的天演論而來：一國的制度，合乎人民的品性及期望要求則強，反之則弱。品性及要求是不斷改變的，而掌握人民新期望則是富強的必須條件。過激愛國主義之弊就是遮掩此一真相。至於部分過激者用愛國掩蓋其不可告人目的，更是藉愛國之名行害國之實了。 劉創楚 乘風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