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農民，中共的統治有兩個年份至為關鍵：一九五八年實行戶籍制度，從此農民給釘在村子裏，失去了移動的自由。此後二十年農村人口愈來愈多，隱蔽性的失業愈來愈嚴重。到改革前夕，一個農民出一日工只賺到五角人民幣，只能買到一斤白米或一包廉價香煙。一九七八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對農民最重要是恢復移動自由。從此數億農民兵分三路，展開壯闊的「離農運動」：第一批是農村中的貴族，即掌握到資本和營商知識者，其中不少是農村幹部，都相繼辦起鄉鎮企業。第二批是教育程度較高者，進入城市工廠打工，這一批人數眾多，三十多年來走了接近三億人。
最快改變命運的是第三批進城的農民，最終總數達到四千萬個的個體戶。按官方的定義，個體戶是僱工不超過七人的工商經營者。據說這定義是改革派一位智囊於馬克思《資本論》一條註腳中找到的，其中老馬稱員工不多於七人的僱主不是資本家，不涉及剝削。此時正在文革之後，內地物資短缺，個體戶無論賣甚麼都一本萬利。到一九九三年內地有了《公司法》，大規模的個體戶都註冊轉型為私營企業。目前內地數百萬民企，其中絕大部分前身就是個體戶。比較這三批因重獲移動自由而脫胎換骨的農民，以個體戶的社會地位改變最大，由農村最底層變身成企業家。
高斯在其新書中稱上述農民轉型工商的「離農運動」為「邊緣的革命」，指出改革並非根據一早設計的藍圖，而是放手讓人民去探索、去實驗，各自去尋找致富的道路。三十五年實驗結果顯示：重獲自由的人民創出巨大的奇迹。
劉創楚 乘風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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