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亂的西方東方

傅高義的《鄧小平傳》以「狂亂的東方」（The Wild East）作結，甚有深意。對於熟悉美國歷史的讀者，一想起十九世紀篷車西征的時代，槍支就是法律，將西部片的影像，套入改革後的中國，自然對鄧的中國之變化了然於胸。像美國開發西部史詩式的社會變遷，不可能不對美國文化留下深遠的影響：今日美國之棘手問題，三億人口三億支槍，就是狂亂西方的後遺症。當今世間最法治的社會，也是最多人訴諸槍械暴力解決問題的社會。

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始，社會上許多新生事物可說是無法無天。食品、藥物、產品及勞動安全、工作環境、最低工資以及建築施工都未有法例可循。到後來紛紛立法之後，大多數人也沒有守法。理論上應該執法的地方官員，似十九世紀美國西部的警長多於今日的法庭，既無法治傳統，也未經正式訓練，更背負經濟發展的任務，對許多狂亂行為是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

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有其時代所賦予之任務。傅高義在鄧傳終結篇，是把結束上述狂亂現象的希望寄託於鄧小平繼承人身上。一方面像十九世紀的美國，西部既已成功開發，當時也許必要的亂象都已經完成歷史任務，更重要的是中國新一代領導人面對全新的合法性挑戰：毛的統治合法性源自他的革命功勛，鄧治之合法性源於經濟高速發展之表現，新領袖今日面對的是全新要求，他們要靠社會公義獲取合法統治，即只能循反貪腐、增平等、尊民意、添福利的方向去努力。

劉創楚 乘風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