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王道工業化

今年以來印度貨幣盧比貶值兩成以上，最新一季經濟成長也放緩至四巴仙，幾乎減半。專家尋找根由，發現是印度工業化不足所致。它二十年的經濟成長重用高級技工，借助大學生懂英語的優勢，專做西方工業國家的外判工作，而沒有把農民轉變為廉價製造業勞工。相反，中國三十年的經濟成長則先由起用（農）民工入手，到近年民工工源短缺才嘗試工業升級。結果是中國經濟起飛三十年（一九七八年至二○一○年），製造業對整體經濟貢獻三成四，印度只有一成七。中國農民入城打工脫貧，印度農民則株守鄉村，靠政府濟貧。印度經濟近年增長放緩根本原因是高級技術工人短缺，大學生已供不應求，以至工資急漲，外判工作逐漸為菲律賓搶走。全面工業化的發展模式是半世紀前哈佛人類學家紀雅思（Clifford Geertz）所發現。他通過對日本和印尼的比較研究獲得結論，經濟發展的成敗決定於「人口利用」（Population Utilization）：日本因有長子繼承制，長子以外的農民因無地可耕，只好入城市謀生，故從十九世紀下半至二十世紀中完成全國城市化及工業化歷程，印尼則礙於荷蘭殖民政策禁止農民離鄉，遲遲未開始工業化。人口的不同利用令日本發展，印尼不發展。戰後台灣和南韓都是學日本而成功的亞洲國家。中國在這方面只屬於後學，幸而它能把此發展王道學足，於剛過去三分之一世紀內，令三分之二的勞動人口轉型為工人（計二億七千萬白領及二億三千萬藍領合共五億人）。通過人口之不同利用，令其生產力和加工值多倍增加，終於使多數人脫貧、少數人致富，經濟也發展起來。 劉創楚 乘風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