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九月五日說印度近來貨幣貶值及經濟增長率急降，令久為高增長所掩蓋着的積疾暴露出來，其中最為嚴重是官僚作風與基建不足。它用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比較指標：每年中國的外來直接投資接近一千億美元，印度卻不足一百億美元，去年連高綿也有所不如。從外來投資者的角度，官員批核項目的作風是軟件，交通運輸等基建則是硬件，若兩者皆不利，投資泡湯的機會很大，這樣的投資當然是要敬謝不敏了。
中國學家研究內地當代發展史，發現內地的開放改革所以能吸引到大批海外資金，全靠一個用經濟發展業績決定地方官員升遷的制度。從省市到縣鎮，官員為搏升級只能拼增長，招商可以說是帶動地方經濟增長的捷徑。有些地方條件較差，一時三刻招徠不到外商，則修橋築路搞好基建，既有利即時提升業績，也有望未來發展，是地方官的次優選項。和上述制度相配合的是改革後中央權力不斷下放，這樣各級政府不但有誘因也有權力，結果是有利發展的政策便能實行，投資者也有用武之地。
當然沒有制度是萬全的。地方官員「發財升官」心態太熾熱，是近年急速增加的強收農地開發發展區誘發抗議運動最常見原因，批核有污染項目受到廣大群眾反對最近也時有所聞。至於過度建設出現「鬼城」雖屬少數，但也可見地方急求表現之一斑。和印度的官僚作風比，中國地方官的企業家精神有時是達到過猶不及程度了。
劉創楚 乘風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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